貝聿銘對於建築的認識根植於20世紀初以降歐美「大寫的」現代建築（Modern Architecture），尤其是戰後大蕭條時期功能主義的理性論述。重新思考這位創辦包浩斯校長華特‧葛羅培斯最知名的華人學生，他在所謂「最後一位高端現代建築大師（last master of high modernist architecture）」頭銜背後的脈絡，從建築史的理論層次上提出三個發問：(1)假設一個「現代前沿地景（pre-modern landscape）」作為命題，貝氏在甫離中國、初抵美國之際對於「現代（modern）」的概念與認知為何？(2)離開德國後先到英國從事建築實踐的葛羅培斯，後來在美國的「哈佛包浩斯（Harvard-Bauhaus）」教授給貝氏什麼？(3)貝氏及當年在台灣的張肇康、陳其寬、鳳後三經由台中東海大學（原上海華東大學）跨海「移植（transplant）」了怎樣的現代性（modernity）？做為結論，就七零年代落成、今年二月成為南投縣定古蹟的工藝文化館（原手工業品陳列館）作者權（authorship）疑義，再談貝聿銘象徵的美利堅文化資本、楊英風／彭蔭宣／程儀賢格子梁結構系統的構築形式、指定整合性保存（integrated conservation）的時代意義，反思銘刻在現代性物質遺留的權力空間化（spatialization of power）之歷史過程。